在被问及是否会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时，特朗普表示“并不想这样做，但有时候不得不这么做”。他同时也表示，尚未就是否发动打击作出“最终决定”。他重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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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表示，新建筑的高度和规模将与历史白宫保持一致，宴会厅的北侧墙面将复制白宫北立面设计。他称，该宴会厅构想已被历任总统提出超过150年，建成后将“为国家服务数个世纪”。
本文转自：人民网方彭依梦 刘欣蔚
明明是想找一份兼职，最后却陷入租车纠纷。近期，人民网陆续接到来自浙江杭州的网友投诉称，他们在网络招聘平台找工作时，被诱导在租车平台上租车，最后产生租赁纠纷，维权难，不少人直呼上当受骗。
为此，记者在杭州市展开了调查。
陷阱：本想去跑单，却签“租车单”
去年大学毕业的张北（化名）看到一则“兼职配送”的招聘信息，到线下店铺面试时，对方引导他通过支付宝绑定了799元每月的租车订单，称每月跑满450单就免费。“他们当时还录了段视频问我是否清楚合同条款。”仓促中，张北与对方签了两个月的合同。
“面试前对方说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接单系统。”开始跑单后，张北才发现用的是向大众免费开放的“蜂鸟众包”，根本不需要通过“面试”，且兼职难以完成450单。
张北付了1598元租车费跑了两个月，但还车一周后租车平台仍继续扣费，“他们说车有损坏，要赔1500元。”
多位求职者收到平台的催收短信及电话
在杭州，跟张北经历类似的受害者还有不少。为深入了解此事，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在杭州暗访。在拱墅区白石巷的一处招聘点，对方向记者介绍：“车子可以免费给你用，但需要你在平台上‘挂个订单’，只要每月来还车，这个钱就不会扣。”
挂单后，招聘单位拿出租车合同，合同中，甲方为个人，其中标注“30天跑满XXX有效单免首月车架租金”“不满1个月按1个月计算租金”等。
某面试点位租车合同。人民网 刘欣蔚摄
记者调查发现，杭州萧山区、滨江区、拱墅区、西湖区等地都有此类店铺，这些店铺门面打着“生活驿站”“同城配送服务中心”等招牌，使用的话术与“招聘流程”大同小异，他们通常通过招聘网站以高薪低门槛为引诱，线下话术引导求职者租车，最后用签订合同规避法律风险。
记者注意到，合同中均设置了月跑单量要求。有的要求500单，有的要求600单。招聘者都表示能“轻轻松松完成”。
五六百单，真的是兼职能轻松完成的吗？
为了验证，记者注册为兼职骑手，在午餐高峰期跑了4个小时，接了10单收入56.7元。按此效率，所谓“轻松600单”“兼职日入300—500元”，对于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跑单的新人来说，难以完成。
困局：维权难、监管难，谁来管？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不少受害者在签订合同后，维权之路举步维艰。为核实情况，记者以受害者身份亲历维权过程。
首先，记者在招聘平台提交了举报信息，平台反馈已对该账号采取了警告、强制规则学习等限制处置。但涉及财产损失，平台表示无法直接对相关企业或个人进行处罚，建议联系仲裁部门或公安机关。
记者联系了杭州市滨江区劳动保障管理服务中心，该部门表示，由于签署的是电动车租赁合同，甲方为个人而非公司，不在劳动监察的范围。人社部门表示，招聘公司未在人社局报备，招聘也并非人社局发起，在业务上与人社局没有任何关系，无法协调解决。
随后，记者到属地派出所咨询，民警表示，针对此类合同纠纷，派出所只能调解，无法立案，建议以合同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门店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类似的合同纠纷不属于该部门管辖范围，而是由法院、仲裁机构或相关调解机构负责处理。同时，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记者拨打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得到的反馈是，合同纠纷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尚无职能部门可以直接介入干预，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一圈跑下来，耗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在陷入无人受理的窘境后，维权者只有两条路：提起民事诉讼或私下寻求调解。然而，这两条路也并不好走——民事诉讼面临举证难、追责难、赔付难等问题，还要面临高时间成本和高经济成本；私下调解则不具备法律强制执行力，受害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受害者还未提起诉讼，反倒接到了租车平台发来的“起诉警告”。
该现象长期存在，受害者人数众多，监管的难点究竟在哪儿？
温州大学行政管理系副主任梁丹妮认为，监管困境的根源在于政策层面新就业形态的法律滞后，组织层面部门职责的碎片化，纵向横向均不协同，另外，机制上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不够完善，同时，执行层面也存在执法能力与意愿不足等。
“监管的真空让各部门在面对这种横跨虚假宣传、合同诈骗的复杂案件时，暴露出了明显的跨部门职责交叉和协同的失灵。”梁丹妮说。
解局：协同监管的缝隙亟待填补
杭州多地招聘点门口张贴的“风险警示”。人民网 刘欣蔚摄
记者发现，为打击此类现象，杭州当地警方或社区在店门口张贴了“风险警示”，提醒求职者该单位因电动自行车租赁问题引发的投诉、纠纷较多，建议仔细阅读合同条款，谨情选择，保障自身权益。
然而，类似的“风险警示”虽然几乎在杭州市不同区域的门店都有张贴，但依旧存在着墙外贴警示，墙内照常营业的局面。滨江区一位派出所民警坦言，警示已经贴了很久，还是有人愿意进去签合同，光去年就有几百起。
梁丹妮认为，最重要的是监管。“各部门的日常协同监管缝隙亟待填补。这需要各方合力，形成针对新现象新问题的协同监管机制。”梁丹妮建议：首先要指定牵头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同时管辖广告宣传、合同格式条款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最能覆盖问题本质，建议由其作为第一受理单位。其次，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比如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人社、公安、网信办、金融监管联席，可以每季度召开风险研判会，通报高投诉主体，部署联合执法。
梁丹妮同时表示，招聘平台也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快构建并完善行业黑名单制度，对频繁发布骑手岗位并关联租车公司的账号实施动态监测。一旦查实存在欺诈行为，应立即采取下架、封禁等措施，从源头拦截此类风险。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世程律师表示，从行为实质来看，招聘方在平台上发布的是“招聘信息”，但求职者实际到现场后，并未进入正常的劳动法律关系建立流程，而是被引导签订租赁合同、支付费用。
李世程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联合监管，开展普法宣传，提升求职者的法律意识。同时，求职者也应提高警惕、保留证据。如果招聘方与租车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串通，虚构高薪岗位，诱导求职者租车，甚至进一步引导高利贷款购车，求职者可向公安机关、劳动监察、市场监管等部门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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