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妇产科医生的话，让我听后后背发凉，她说：
“女人千万不能在外面乱搞！很多十七八岁，十五六岁的小女生来医院打胎，有时候一个人都来几次了，真是造孽呀！男人哄着你，无非是想把你的身子当做他发泄欲望的工具，爽过了，就把你忘掉了，你告诉他怀孕了，他让你来打胎，你找他要钱，他告诉你没有，你让他陪着你来医院，他直接把你给拉黑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小夏第一次走进妇产科门诊，是陪室友阿芝来复查。阿芝十九岁，大二，脸色白得像一张搁久了的纸。在候诊室的长椅上，小夏注意到一个穿校服的女孩——瘦小，扎马尾，低着头翻手机，屏幕上是个已注销的微信号，对话框是空的，没有头像，只剩下一条系统提示：“对方已经关闭了朋友验证。”她旁边没有大人陪，自己填单子，自己在自助机上缴费，进去的时候把包放在门口的塑料筐里，出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她去药房拿完药，把缴费单折好放进校服口袋，拉上拉链，从走廊尽头的楼梯走了下去。
小夏后来在学校的医务室值班，偶尔会遇见一些来开假条的女孩。她们挂的是“腹痛”或“经期不调”，但病历本上偶尔夹着别科的转诊单。有一回她帮一个低年级女生登记，问她需不需要联系辅导员，那女生说：“不用，我自己能处理。”她说话的时候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件已经处理过很多次的事。她走之后，小夏在登记表上看见她写的是三年级，但那天是周二，她应该在上课。
阿芝恢复的那段时间，小夏陪她吃过几次饭。有一次阿芝问她：“你说男的到底知不知道我们走不出那个走廊？”小夏没有回答。后来阿芝也没有再问。但她把手机里那个对话框翻了出来，屏幕上方的联系人昵称已经被对方改回了一串原始字符，像一封退回的信封，收件人栏被涂成了无法辨认的深色。她没有删掉那个对话框，只是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小夏自己是在大四那年才真正看清这件事的轮廓。她的表妹那年高三，跟学校旁边理发店的一个学徒在一起。小夏在家族聚会上见过那男孩一次，他抽烟，话不多，吃完饭说有事提前走了。表妹后来在微信上跟小夏说：“他说怀孕了就去医院，钱他会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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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夏看着那行字，没有回复。过了半个月，表妹删掉了那条聊天记录，换了一个新的头像，是一条横在屏幕中间的灰线，没有再更新过。那年夏天表妹考了一所外地的学校，走之前把微信里所有跟那个理发店有关的联系记录清了一遍，像在清理一个已经关停的商户地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流行乐以粤语情歌为主流，商业导向明显。张明敏的国语歌选择在当时显得另类，市场反应冷淡。他录制的专辑虽有忠实粉丝，但整体影响力小。1982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淡化侵华历史，引发全球华人抗议。黄霑创作歌词，王福龄作曲，诞生了《我的中国心》。香港青年联合会邀请张明敏录制，他以磁性嗓音演唱，歌曲表达海外游子情感。发行后，在内地和海外华人圈传播广泛，但香港本地争议大，有人视其为政治化，不利商业推广。唱片公司老板邓炳恒最初支持国语歌，但面对压力，两人分道扬镳，合约冻结。他的演出机会锐减，电台禁播歌曲，香港乐坛将他边缘化。
没人能想到，遥远的重庆，有个手握大权的男人已经听过她的名字，两人的生活看着毫无关联，为什么后来会有一段让人唏嘘的过往呢？
第二年冬天，小夏在医院做实习轮转，在妇科门诊的走廊里又见到那种穿校服的背影。这次她没有多看，只是低头继续整理病历本，手指捏着纸页的边角，像在确认一件需要被重新分类的文件。护士长从她身边经过时说了一句：“今天已经第三个了。”说完去忙别的事了。小夏把那些病历按时间顺序排好，放进归档盒里。她注意到其中一份的年龄栏写着十七岁，住址是郊区的一个镇子，联系人栏是空的。
那天晚上她坐在值班室里，手边放着一叠待录入的病历。她把其中一份抽出来看了一会儿——在既往史那栏，有一行用蓝黑色墨水写的字迹：“第二次。”她合上病历，放回原位。窗外的路灯亮了，停在急诊楼门口的车陆续开走。她想起表妹那天在理发店门口发来的那句“他说他会想办法”，现在她知道了那句话真正对应的是一个正在从医院后门独自离开的人，走廊里没有声音，只有鞋底磨在地砖上细碎的摩擦。
后来小夏在自己的手机备忘录里记了一行字：“不要让别人帮你处理你的身体。”她没有再删掉这条记录。它一直留在那里，像一扇没有上锁的门，她不需要推开它，只是知道它存在就够了。
走廊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她靠在椅背上，看着纸页间那些被反复填写的年龄和住址，像在阅读一本所有页码都被折过角的书，每一页都停在同一个章节。柜台上的叫号屏再次亮起，下一个病案号正在靠近，而她清楚自己只能记住那些已经走远的脚步，在某一刻停止传回回音。
证券配资门户入口那个对话框里的红色感叹号炒股平台可靠吗，像一本书里被读者反复折过角的页码，永远停在同一个位置。她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次被翻开，但她知道这世上总有人要学会在独自走进一个陌生人称的“走廊”前，先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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