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杜甫的晚年，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这些诗句脍炙人口，全都指向困顿、孤独。诗意化的表达背后，是杜甫的真实历史形象吗？
十年前，诗词研究者刘鲁颂开始系统研读《杜诗详注》。当他通读完杜甫的1400多首（篇）诗文后，发现自己在诗文里看到的杜甫，跟过去印象中的杜甫完全不同。“大部分人接触到的杜诗，都是按照特定标准选择的代表作，不仅数量有限，选入中小学教材的杜甫诗作不过10余首，即使通读了《唐诗三百首》，杜甫诗也只有38首。读代表作，可以领略杜甫诗的文学魅力和思想力量，但无法构建完整真实的杜甫形象。”
尤其是杜甫晚年，被误读和遮蔽得最为严重。759年，为躲避战乱和关中饥荒，寻求安居富足的“乐土”，杜甫带着家人从陕西辗转到了成都，在四川前后生活五年多。当平定安史之乱取得大捷的消息传来，杜甫欣喜若狂，写下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开始“置船”准备还乡。765年，杜甫带着家人乘船离开四川，但他最终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在长江和湘江漂泊了五年多，最后在770年底病逝于湖南。
1000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杜甫是在一艘小破船上度过余生。刘鲁颂在杜甫的晚年诗作中读到的信息，彻底颠覆了这种认识。他说：“杜甫在梓州、阆州、成都以及后来在长江、湘江上的诗作，留下了许多关于这艘船的信息，包括如何置船、船价几何、船舱大小和陈设等等，给我留下强烈印象，这不是一艘小船、破船。”刘鲁颂谈道，读到《次晚洲》诗中“摆浪散帙妨，危沙折花当”一句时，他心里为之一动：“怎么船舱里面居然有盆栽？而且还挺讲究，绿植是摆在花当之上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杜甫的这艘船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桅杆高大，里面有箭、琴、花、书等装饰，装着酒、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船舱宽大，除了住着杜甫一家十几口人，还有几位船工，是一艘作工考究的大船，按照现在的习惯用语，甚至可称作“豪船”。
当他将杜甫的诗歌，与唐代造船、经济等史料互为映照，就开始穿过历史的层层迷雾，将杜甫这艘船的细节看得越来越清晰，杜甫的晚年生活，乃至杜甫本人的真实历史形象，也得以重新发现。刘鲁颂把这些发现和考证写成新书《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我们容易把崇高、贡献和个人追求幸福对立起来。如果大家接受我在书里面所叙述的杜甫，看到一个并不是那么穷，甚至有点富裕的杜甫，可能会改变过去某些固有的文化心理。”
杜甫显赫的朋友圈
第一财经：我们现在提到晚年杜甫，总是“老”“病”的形象。实际上，你通过系统梳理他的诗歌发现，杜甫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还有另一面。
刘鲁颂：首先，杜甫的家族给他带来很多光环。他的家族往上追溯到西汉时期的“京兆杜氏”，800多年里，家族先后出了很多宰相，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祖父杜审言是唐初五言律诗的奠基人之一。
杜甫的表亲也很显赫。他有一个曾祖姑是唐太宗朝宰相王珪的妻子，与唐太宗以叔嫂相称；外祖母是唐太宗孙子、义阳王李琮的女儿。理论上，杜甫可以和所有李唐王室攀上表亲。杜甫的母亲是清河崔氏，继母是范阳卢氏，都是中古时期北方顶级士族。父母双方的家族关系，让杜甫有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亲戚。
有些学者认为，杜甫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多高的知名度，似乎要把它作为杜甫“穷”的注脚。实际上，杜甫诗集中留有许多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可以证明杜甫在世时知名度很高，而且“李（白）杜（甫）”并称的叫法已经传开了。这当然是杜甫在唐代社交圈里面很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
考察杜甫的朋友圈，有助于理解杜甫真实的生活状态，把他从一个标签式的人物，拉回到现实生活，重新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
第一财经：你还发现，杜甫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水平相当不错。他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刘鲁颂：杜甫做官不算成功，但读书人的本事不小，他凭这些完全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润笔，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报酬，在任何时代都是通行的，唐代也不例外。杜甫的老师李邕擅长碑铭，官员、寺院都愿意重金相求，他因此致富。王维的弟弟王缙，“大历十才子”中的李端、钱起等，通过写诗文获得了很高的报酬。杜甫借助自己的诗才获得收入，毫不奇怪。
杜甫还有一些收入来源，譬如卖药。他在文中提到过“卖药都市”，我过去以为，杜甫卖药只是迫于贫穷的一时无奈之举，深入探究之后发现，在唐代从事医药行业，是一份值得骄傲的营生，从杜甫在秦州、成都、夔州、长沙等地写的诗可以发现，他一直在种药卖药，而且药材生意做得还不错，在成都草堂时，有一个侍御还特地登门来还清赊欠的药钱。卖药应该是杜甫家庭收入的很大来源。
要更深地探究杜甫的财富，还可以从土地入手。过去，我一直以为杜甫一家从奉先到鄜州、到秦州再到成都是在逃难，从成都到夔州、到江陵再到湖南是在流浪，但读过他在这十多年写的所有诗作后才发现，他一路都在选地、买地、种地。和所有的传统中国人一样，杜甫最大的生活梦想就是拥有一块“乐土”。
在长安，杜甫有固定住所，还有土地可种豆苗和瓜秧。大家都知道，“长安居，大不易”，哪怕像姚崇这样的一代名相，一度只能借住寺庙。在鄜州，杜甫家也有宅院和农田。过去，我以为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只是几间“破茅屋”，读他的诗才知道，这个草堂工程量好大，面积在一百多亩以上，整整营建了两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庄园。房子建筑质量也很好，杜甫诗中有叙述，一百年后还留有柱础可证明。
第一财经：那么杜甫“穷”这个印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刘鲁颂：杜甫“穷”的形象首先来自他自己的诗歌。在两宋时期，人们把他推上“诗圣”地位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将他的“穷”绝对化了。
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称，已关闭以色列领空对民用航班的开放，呼吁公众不要前往以色列机场。管理局还表示，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将在安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恢复。
特朗普2月28日称伊朗正在研制威胁美国的远程导弹。此次袭击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消灭伊朗海军，并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特朗普还要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结局”。他说，“等我们行动结束，接管你们的政府。”
那么，杜甫到底是“穷”还是“富”呢？还是要到他的1400多首（篇）诗文中去寻找答案。他的诗作几乎描写了他一生的生活状态，从中可以看到，他一生大部分时光生活是安稳的。他父亲在世时，他一家的生活水平高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十多倍。父亲去世后，他家的经济条件不可避免地有所下降，但仍然衣食无忧。他745年到长安求仕，四五年后将家眷接到长安生活，相当一段时间内生活是稳定的。长安生活成本相当高，当时一个留在长安备考的举子一年花费巨大，但杜甫能把一家人安顿在这里生活，很不容易。读他的诗，你会感到杜甫的生活品位相当高，他对美食的追求、对名产的钟爱、对美酒的嗜好、对花草的欢喜等等，无不指向富足的生活背景。
那么，杜甫为何会在诗中“哭穷叫苦”呢？这就要对这些诗歌的创作时间、背景和内容作具体分析。概括地说，杜甫“哭穷”的诗有数十首，大致集中在四个时间点：第一是753年到755年，关中连年天灾，长安米价暴涨，杜甫不得不将妻儿送到奉先县，刚出生不久的幼子也夭折了。此时杜甫的“穷”是相对于物价高企的穷，应该看到，当时生活在长安的人都面临这个困境，朝廷不得不开仓赈济，而杜甫写诗求助的对象都是生活在长安附近县城的亲朋。第二是755年秋和759年冬，杜甫带着一家人辗转旅途，遇到了一些长途旅行常见的困难，主要是在荒野中挨饿的情形，实际上，带着一家十余口长途跋涉的杜甫并不穷，不说他口袋里装着买地的钱，单说数千里雇马租车、几个月住店餐饮，手里少一个子儿都做不到，此时杜甫的“苦”是相对于“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苦。第三是760年至762年成都草堂营建期间，杜甫写诗向高适求助，但我们不应该忘了他正在大规模兴建庄园这个事实，此时杜甫的“难”是相对草堂工程资金紧张的难。第四是768年到江陵一段时间后，他将大量资金投入与弟弟杜观合建的宅院，却很可能因妯娌矛盾而一时陷入困境，此时杜甫的“困”是相对于希望落空之后的困。
客观地说，杜甫数十首“哭穷叫苦”的诗的确是他当时生活状况和心态的真实反应，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当时的“穷”和“苦”是相对的，一时一地的。有人看到了杜甫“富”的一面，便说杜甫大部分时间是穷的，但也有“富”的时候。事实上，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杜甫大部分时间是“富”的（至少不穷），但在特定时间内、特定情形下也有“穷”的时候。
正因如此，他在世的时候，他的朋友没有人说他是“穷”的，在他去世后数十年间，人们谈到他的时候，也没有人说他是“穷”的，一直到北宋时期，王安石、苏轼等人为了凸显杜甫忠君的形象，夸张杜甫的“穷”，说他“悲愁穷苦”“饿走半九州”“流落饥寒”，从此把杜甫相对的“穷”绝对化，加之后来道学家们不断地强化固化，于是形成了今天“穷酸杜甫”的刻板形象。
“诗圣”地位与“穷”无关
第一财经：杜甫出身优渥，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他为什么能写那么多关注社会现实和普通人命运的诗歌，最后成为文学史上的“诗圣”？
刘鲁颂：中国古代诗歌有两大传统值得关注：一是儒家观念中的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凡富有理想抱负的儒生，基本上都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另外一个传统是从《诗经》开始的“采诗观风”，就是关注民间生活。
在杜甫那个时代，不是他一个人打破了阶层界限，写诗反映民间的疾苦和朝政的弊端，他的朋友们都写过。李白有《古风·西上莲花山》，高适有《苦雨寄房四昆季》，元结有《闵荒诗》，储光羲有《效古二首》等。比杜甫晚几十年的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诗”，同样也是写这样的内容。
但是，只有杜甫一直在坚持，写得最深刻、最持久。因为他有最纯粹的儒家人格，也就是有自己的价值观，让他不会因为外在环境变化，而迎合或者放弃自己诗歌创作的初心。对比起来，白居易就是响应唐宪宗的号召而写“新乐府诗”。当唐宪宗对讽喻诗感到不满后，“新乐府运动”的高峰期就结束了。
另外，杜甫有横跨权贵和平民的两栖生活方式。从他的诗歌里看得出，他的阶层等级意识、身份意识比较淡薄，跟田老一块喝酒，与渔女、胡商等普通人的交往都是很自然的，《旧唐书·杜甫传》也说，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这是宋人对他的批评，但正是和底层老百姓的深入接触，杜甫才从天宝末年起，就敏感意识到国家潜藏的危机，他对国家的忧虑和痛苦才深入骨髓，并在诗歌中有大量体现。
排行前十股票配资第一财经：现在你发现更加真实的杜甫形象，会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吗？
刘鲁颂：第一次把杜甫放在千年诗歌史中去评价的人是元稹。杜甫去世四十余年之后，元稹在撰写杜甫墓志铭时指出，千百年来，像杜甫这样“尽得古今之体势”的诗人，只此一人，他感叹道：“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元稹的观点很快得到世人认同。由此可见，杜甫在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不是因为他“穷”，甚至不是他“一饭未尝忘君”，而是因为他诗歌创作所抵达的高度，是其他诗人无法企及的。
但到了北宋，人们开始把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跟贫穷和忠君挂上钩。例如苏轼便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好像成就杜甫古今诗人第一位的是他诗歌之外的东西似的。
现在，我们谈论杜甫对财富的追求、对家庭的责任，实际上是根据他诗歌的全貌去恢复杜甫真实的面目。这样做，不仅不会损害他的历史地位，反而有助于剥去附加在诗歌之上的某些观念性的东西。
《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
刘鲁颂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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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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