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中证配资入口
尽管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不仅重返白宫，也带领共和党重新夺回国会两院控制权，但彼时已有不少观察人士预言，因白宫与国会无法达成共识而导致的政府停摆，仍将成为其第二任期的重要政治底色。
当地时间2026年5月1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老年人活动中发表讲话。特朗普概述了针对退休人员的税收提案，包括旨在减少社会保障福利及其他退休相关措施税收的老年人减免政策。
一年半过去，这一预言得到了印证。2025年底，围绕医保和社会福利支出的分歧，联邦政府曾经历长达36天的全面停摆，创下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纪录。而这一纪录很快又被刷新：自2026年2月4日起，由于国土安全部预算迟迟无法获得通过，这一部门陷入持续数月、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停摆。
虽然共和党同时掌控国会两院，却无法跨越参议院“阻挠议事”（filibuster）制度所设下的60票门槛。两次政府停摆，本质上都源于民主党拒绝与共和党达成妥协。第二次停摆涉及的国土安全部，下辖海岸警卫队、特勤局以及负责机场安检的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等多个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机构。停摆期间，机场安检人员短缺、航班延误等问题屡见报端。然而，真正使预算僵局始终无法打破的，却并非这些部门，而是同样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边境巡逻局（CBP）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
过去一年间，这两个机构的执法行动，以及特朗普政府整体的移民政策，已经成为其第二任期最具争议、也最激发反对力量动员的政治议题。
一
围绕特朗普移民政策的争议，在2026年1月达到新的高潮。此前，2025年特朗普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多轮高密度、大规模非法移民搜捕行动。而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次执法行动中，ICE人员在17天内先后致命射杀两名参与抗议的美国公民。执法过当引发舆论强烈反弹，批评声音甚至来自部分共和党人士。
此后，恰逢2026财年预算案必须正式通过之际，参议院民主党人选择批准联邦政府其他部门预算，却单独搁置国土安全部拨款，并以此作为筹码，要求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移民执法方式。双方虽历经数轮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妥协，僵局持续至不久前的六月中。
美国政治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经验判断：主动导致政府停摆的一方，往往难以获得政治收益，即便其诉求本身具有较高的公众支持度。对于民主党而言，2025年底那场停摆所带来的政治代价，更是记忆犹新。然而，这一次，他们仍然选择坚持，其原因在于，相信自己在反对特朗普移民执法方式的问题上拥有足够坚实的民意基础。事发之后，美国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多项民调也显示，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当前移民执法尺度过当，已经超出了合理和正当的范围。
但若进一步观察这些数据，便不难发现这一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数美国人在反对特朗普政府具体执法方式的同时，却依然支持其竞选期间和执政以来强化非法移民遣返的总体目标。以遣返有暴力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为例，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今年2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这项政策至今仍拥有超过七成的支持率。
当地时间2026年6月10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安全美国法案》后将其举起。该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提供约380亿美元资金，为边境巡逻队提供260亿美元资金，另有50亿美元用于意外开支，有效确保特朗普的驱逐议程在2029财年前获得稳定资金流。视觉中国 图
换言之，移民问题始终是一项难以简单用党派政治加以定义和解释的议题。其背后，是美国过去三十年来围绕移民改革所积累的复杂历史。某种意义上，美国移民政策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两党如何反复将短期党派利益置于制度改革之上，从而一次次错失真正改革机会的典型案例。
二
在美国历史上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成型移民政策。只要能够跨越大洋、抵达美国，并凭借自身能力谋生立足，移民者便可以留下。在这一背景下，大量意大利裔、东欧犹太裔，以及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移民，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先后进入美国社会。
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移民法诞生于1924年。这部法律深受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思潮影响，其目的不仅是建立联邦政府对移民的统一管理框架，更重要的是维持以西欧白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法律不仅首次设定了年度移民总额上限，还将绝大部分配额分配给西欧国家。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兴起，美国社会对于种族歧视的不公认知，也逐渐扩展到移民领域。推动这一转变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时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出身于爱尔兰移民家庭的背景，使他在将移民经历纳入“美国梦”叙事时具有天然的说服力，也促使他积极推动新一轮移民立法改革。然而，他的遇刺使这一任务最终落到了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手中。
1965年，美国通过新的《移民与国籍法》，其基本框架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美国移民制度。这部法律最大的变化，在于将移民选拔标准从种族来源转向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贡献。当时美国社会在移民问题上形成了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共识：一方面，人们已经普遍无法接受以种族划分移民资格的制度；另一方面，又担心不受控制的大规模移民会对经济秩序、社会稳定以及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这种担忧并非某一政治派别独有，而是横跨整个政治光谱的普遍认知。尤其受到冲击最直接的，往往是工薪阶层美国人以及更早一批移民群体，因此这种顾虑本身也并非全无道理。
正因如此，1965年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被其推动者刻意塑造成一场“不具革命性”的调整。它试图回答的是“谁能够来到美国”，而非“多少人能够来到美国”。
法案并未提高每年26.5万人的移民总额上限，仅仅将家庭团聚类别排除在配额限制之外。时任参议员、法案主要推动者之一的泰德·肯尼迪曾表示：“认为这项法案会带来更多移民，是一种情绪化、非理性的看法，事实上也缺乏依据。”
而对于“谁能够来”的问题，这部法律给出的答案，则是让移民制度更好地服务美国的经济利益。另一位肯尼迪家族成员、时任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对此曾有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表述：美国需要的是“一位韩国放射科医生、一位日本微生物学家、一位希腊化学家、一位菲律宾聋哑教育教师，以及一位土耳其泌尿科医生”，而不是挖沟工人。
在当时的政策设计者看来，前者代表美国经济急需的高技能人才，而后者所从事的蓝领工作，则有足够多的本土劳动力可以承担，因此移民扩张不会对普通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造成明显冲击。
南京配资公司然而，此后数十年的发展，却证明这一制度设计中的诸多假设并未成为现实。首先，26.5万人的年度上限很快便在事实上失去约束力。原因在于，家庭团聚类别被排除在配额之外。一名移民获得身份后，可以继续担保多名亲属赴美，而这些新移民又能够进一步担保自己的家庭成员，形成所谓的“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效应。由此，移民规模远超立法者最初的预期，而原本“移民主要集中于高技能领域、不会冲击蓝领就业市场”的设想，也逐渐被现实所打破。
与此同时，绕开合法渠道、通过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持续增加，非法移民问题开始演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长期难题。
面对新的现实，里根和老布什政府都曾对这一体系进行有限调整。一方面，联邦政府加强了对雇佣非法移民企业的审查和处罚力度，同时强化边境执法；另一方面，也给予1980年代以前进入美国、已经在当地扎根生活的非法移民一次性获得合法身份的机会。这一安排试图在两种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既以相对人道的方式对待已经融入美国社会的移民群体，又提高未来非法入境和非法就业的成本。然而，超越这种“小修小补”的系统性改革，却始终未能真正发生。
进入克林顿时代，美国移民体系需要改革的现实，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克林顿既清楚问题本身的严峻性，也凭借敏锐的政治直觉理解这一议题的复杂之处。因此，在推动改革时，他刻意选择了一位在民权议题上拥有极高公信力的人物作为改革的象征——前国会众议员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
乔丹的个人经历，几乎就是美国民权运动历史的缩影。她成长于种族隔离时代的美国南方，凭借卓越的学术能力进入政治领域，在肯尼迪竞选团队中开启政治生涯，随后当选国会议员，并在尼克松弹劾案听证期间以极具感染力的发言赢得全国声誉。某种意义上，她本人已经成为民权运动精神的象征。正如她在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我今天站在这里，本身就是美国梦并不必然永远被推迟实现的又一个证明。”
然而，由于健康原因，她不久后便离开国会，回到故乡得州，从事教学和公共事务工作。1994年，当克林顿决定重新推动移民改革时，他再次邀请乔丹出山，主持专门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改革建议。
而乔丹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放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下，甚至会让不少民权活动人士感到难以理解。她始终认为，开放和包容的移民传统既是美国建国以来国家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民权运动精神的延续，更是美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但与此同时，她同样坚持，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应当无限制地开放边境，因为无序移民不仅不现实，也会违背开放移民政策本身所追求的目标。
在乔丹看来，最先受到无序移民和非法移民冲击的，恰恰是其他新移民和已经合法定居美国的移民群体。与此同时，大规模无序移民所激发的社会反弹和反移民情绪，最终伤害的，同样也是这些合法移民。
因此，她始终主张，一个有秩序、规则清晰的移民体系，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围绕这一目标，她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进一步明确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之间的法律界限，缩减家庭团聚移民的适用范围，加强对雇佣非法移民企业的处罚力度；与此同时，继续保持对高技能合法移民和难民的开放态度。
换言之，乔丹所代表的，是一种兼顾开放与秩序、强调现实主义和平衡感的移民政策理念，而这恰恰也是当时美国社会主流民意的体现。这种带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的改革思路，与克林顿本人的政治风格高度契合，因此很快获得了白宫支持。
然而，即便如此，改革依然迅速遭遇来自不同方向的阻力。一方面，尽管乔丹本人堪称美国民权运动的象征人物，在活动人士群体中拥有极高声望，但部分民主党内部影响力巨大的民权组织仍然反对她限制某些类别移民的建议，认为这些措施本质上属于“反移民”政策。
另一方面，商界精英同样不愿看到对非法移民劳动力的严格限制。对于高度依赖低成本蓝领劳动力的企业而言，非法移民的持续流入能够有效压低用工成本，因此，当时主导共和党的亲商派力量也并不支持更严格的移民管制。
结果是，一个原本兼顾开放、秩序与现实利益平衡的改革方案，反而同时遭到了左右两翼不同力量的抵制。
面对这一局面，克林顿最终选择将有限的政治资本投入其他优先议题，而非在移民问题上展开一场注定阻力重重的政治斗争。除了一些针对非法移民执法层面的有限立法之外，其任内并未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美国移民体系的结构性问题，也因此再次被搁置下来。
三
进入21世纪后，这一局面被小布什政府完整地继承了下来。布什延续了此前去意识形态化、强调实用主义的改革思路。其第二任期内，他提出了一套兼顾不同目标的移民改革方案：一方面强化边境执法和非法移民管理；另一方面建立临时劳工项目，扩大合法移民渠道，并推动移民融入社会的相关措施。然而，随着金融危机阴影逼近，以及国会两党极化程度不断加深，这项改革最终未能获得通过。
2008年，奥巴马在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中胜出。和乔丹一样，奥巴马的政治生涯本身，同样承载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意义。加之执政初期极高的公众支持率，他原本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推动移民改革，而这也一直是其重要政治目标之一。
在移民问题上，奥巴马的立场与乔丹、克林顿乃至小布什存在明显的延续性：既强化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又扩大合法移民渠道，同时为那些因历史制度漏洞而长期生活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提供某种合法化的可能。
因此，他所推动的是所谓的“全面移民改革”（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在小布什方案的基础上，这项改革进一步提出了为超过一千万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合法身份乃至公民身份的路径（Pathway to Citizenship）。奥巴马对此曾作出过颇具代表性的表述：“他们的确违反了法律，这一点不应被忽视。但我们也应该要求他们缴纳罚款、学习英语，并在申请公民身份时排在所有合法移民之后。”
在奥巴马看来，这既照顾到了这些移民已经在美国扎根生活的现实，也维护了对合法移民群体的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改革思路，当时同样获得了共和党建制派的支持。参议院甚至成立了著名的“八人帮”（Gang of Eight），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各占一半，负责具体条款的协商和谈判。2013年，这项全面移民改革法案最终以68票赞成的结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然而，在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它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彼时，茶党运动已经兴起两年有余。这场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将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几乎所有政策都视为自身的重要政治纲领，并成功将大量支持者送入国会。相比参议院，众议院的党派对立和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更为浓厚。
在保守派议员的持续反对下，即便这项法案本身已经吸收了大量共和党人的意见，时任众议长约翰·贝纳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党内压力，最终甚至未能将其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又一次全面移民改革，就这样无疾而终。
面对立法失败，奥巴马只能转而依靠行政权力实现有限目标。2012年，他通过国土安全部推出“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DACA），为所谓的“追梦人”（Dreamers）提供法律保护。这些人大多在年幼时被父母带入美国，并在美国成长和接受教育。他们本人并未主动选择违法入境，也几乎没有在其他国家生活的经历。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道义层面，为这一群体提供继续留在美国的机会，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
2014年，奥巴马政府又进一步推出新的行政措施，试图保护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父母免遭遣返。但这一政策随后遭到司法挑战，并最终被联邦最高法院叫停。至此，原本试图通过立法解决美国移民体系结构性问题的努力，再次被迫退回到行政命令的层面。
某种意义上，奥巴马时期的挫败，标志着美国移民议题开始真正被两党内部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力量所主导。正如芭芭拉·乔丹当年所理解的那样，一个能够获得公众支持、符合美国开放传统、同时又能够正常运转的移民制度，本质上必然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也是政治妥协的产物。然而，随着反移民民粹主义力量在共和党内部不断壮大，围绕移民问题达成妥协本身，逐渐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让步甚至背叛。
这种变化，不仅终结了此前持续数十年的跨党派改革传统，也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政治对立埋下伏笔。而成长于这一政治环境中的特朗普，则进一步将两党共同拖入了围绕移民问题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竞选期间频繁发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移民言论之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迅速推动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试图废除奥巴马时期的DACA计划、对七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实施旅行禁令，以及修建美墨边境墙等。
其中，引发最大争议的，则是所谓的“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按照这一做法，所有非法越境成年人都将被刑事起诉，而由于成年人进入司法程序，其子女则被迫与父母分离，安置于联邦收容设施之中。儿童被关在铁丝网围栏后的照片迅速在社交媒体传播，并激起强烈愤怒。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民主党自身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也开始迅速摆脱过去强调平衡和妥协的传统，向另一个方向发生偏移。2019年至2020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成为这一变化最集中的体现。在党内整体氛围的推动下，即便是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和柯尔丝滕·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等原本相对温和的候选人，也不得不在竞选过程中不断左移，对一系列此前属于边缘立场的政策表示支持，包括向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保、推动非法越境行为去罪化，甚至为非法移民建立门槛较低的公民身份获取渠道。
然而，公众舆论本身并未同步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美国选民固然反对特朗普政府缺乏人道主义考量的执法方式，却同样不支持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多项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美国人反对将非法越境行为去罪化，超过半数受访者也不赞成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疗保障。换言之，民主党内部政治氛围的变化，开始与美国社会主流民意出现明显脱节。
元股证券:ygzq.hk这种党内政治重心的左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最终赢得初选的拜登。当然，随后暴发的新冠疫情和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彻底改变了2020年大选的核心议程。而民主党最终重新赢得白宫，并意外取得国会两院控制权，也让党内相当一部分人误判了这一胜利的真正含义。许多美国选民投票反对的，是特朗普对疫情的处理方式，以及其挑战美国民主制度规范的行为，而未必意味着他们认同民主党在部分社会议题上的快速左转。
拜登上台之初，不少观察人士依然相信，他能够重新回到过去那种兼顾现实与原则的中间道路，为持续数十年的移民僵局寻找一个可操作的立法解决方案。
2021年初，面对美墨边境越境人数单月增长超过七成的现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便公开呼吁拜登不应忽视边境安全问题。在他看来，加强边境管理，一方面能够终结边境地区长期以来的无序状态，减少移民冒险穿越边境而失去生命的悲剧；另一方面，也能够成为推动长期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和公民资格的政治交换条件，从而打破近三十年来移民改革始终停滞不前的僵局。然而，这种建立在妥协与交换基础上的政治想象，很快便被现实所击碎。
拜登最终并未采纳这样的思路。上任伊始，他便在极短时间内逆转了特朗普时期多项移民政策，包括取消“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等安排，不再要求部分申请者在墨西哥境内等待庇护审批；大幅提高年度难民接收上限；同时放宽庇护政策，使得即便未通过官方入境口岸进入美国，申请者通常仍可获得寻求庇护的资格。
这些调整不仅客观上推高了入境人数，也向整个中南美洲地区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进入美国的窗口已经重新打开。更重要的是，在兑现对党内进步派承诺的压力之下，拜登政府推进这些政策转向的速度极快，以至于国土安全部等具体执行机构几乎没有足够时间制定相应配套措施和应急方案。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民主党精英阶层在移民议题上逐渐偏离主流民意之外，也与拜登政府内部的人事结构密切相关。例如，长期担任拜登幕僚长的罗恩·克莱恩（Ron Klain），便普遍被认为在政治立场上更接近党内进步派，对于左翼政策诉求持更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2024年大选后期关于拜登年龄和认知能力的讨论，也为理解这一时期的决策过程提供了另一重视角。记者杰克·塔珀（Jake Tapper）和亚历克斯·汤普森（Alex Thompson）于2025年出版的《原罪》（Original Sin）一书中披露，随着身体和认知状况的恶化，拜登本人在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坚持和推动自身判断的能力也在下降。书中提到，包括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贝内特（Michael Bennet）以及时任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等人在私下都曾表达过类似担忧。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一系列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结果都是显而易见的：边境地区陷入持续混乱，而这种压力又迅速向美国内陆城市扩散，并最终演变成广泛的公众不满。2022和2023两个财年，美国边境巡逻部门记录的非法入境人数均突破2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2024年的一项民调显示，仅有18%的美国公众对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表示满意；而在将移民问题视为首要议题的选民中，绝大多数最终选择支持共和党候选人。
这种政治压力，也开始在民主党内部蔓延。不少原本在其他议题上与拜登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民主党政治人物，开始公开表达对其移民政策的不满。其中既包括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Mark Kelly）、新墨西哥州州长米歇尔·卢汉·格里沙姆（Michelle Lujan Grisham），也包括纽约、丹佛、洛杉矶等主要移民目的地城市的市长；甚至连一向被视为进步派代表人物的伊利诺伊州州长J.B.普利茨克（J.B. Pritzker），也开始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更加严格和现实的措施。
等到拜登政府真正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时，时间已经所剩无几。2024年总统大选正式拉开帷幕，而持续失控的边境局势，已经成为继经济问题和年龄争议之后，拖累拜登支持率的另一项关键因素。
于是，在白宫推动下，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于2024年初重新启动谈判，试图达成一项跨党派移民改革法案。该方案包括扩大遣返权限、限制未经合法入境口岸进入美国者获得庇护资格、赋予总统在边境紧急状态下暂停庇护审批的权力、加快庇护案件审理速度、提高申请门槛，以及增加边境巡逻、移民执法等相关机构预算等内容。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过去三十年来美国最后一次试图回到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移民改革传统。
四
如果这项跨党派改革法案最终获得通过，美国边境长期以来的混乱局面，原本并非没有得到缓解的可能。然而，此时的特朗普已经基本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相比第一任期，他无论在政策立场还是政治风格上，都表现出更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对他而言，一旦边境问题通过立法得到缓解，移民议题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动员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因此，即便法案中包含了大量共和党长期主张的政策内容，许多原本支持改革的共和党议员，最终仍在特朗普施压之下撤回支持。于是，又一位总统任内推动的全面移民改革，再次因为两党政治日益意识形态化而宣告失败。公众对于民主党边境治理不力的怨气，也与持续高企的通胀、拜登高龄参选等因素叠加，最终成为卡玛拉·哈里斯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便已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移民主张。他承诺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遣返行动，将非法移民形容为“污染美国血统的人”，声称他们来自监狱和精神病院，甚至公开表示，希望废除“出生公民权”这一长期以来的宪法实践。
而在重新执政之后，这种强硬立场很快转化为实际政策。相比执法方式相对制度化、强调循序渐进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由格雷戈里·博维诺（Gregory Bovino）领导的边境巡逻部门，迅速在新政府移民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针对蓝州和大城市的大规模突击执法行动，以及2026年初明尼苏达州抗议者亚历克斯·普雷迪（Alex Pretti）遭枪击身亡事件，都与这一体系直接相关。
当地时间2026年6月6日，美国洛杉矶，抗议者在大都会拘留中心外与联邦执法人员对峙，纪念一年前联邦移民暴力执法事件。视觉中国 图
而这些愈发激进的执法方式，也开始激怒越来越多原本立场相对温和的民主党人。民主党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Catherine Cortez Masto）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来自内华达州的她，所在州在2024年被特朗普以超过三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在此前民主党因医保和社会福利问题发起的政府停摆中，马斯托曾明确表示反对，认为相关诉求既缺乏现实可行性，也会进一步损害民主党在选民中的形象。
然而，在移民执法问题上，她却选择站在本党一边，并成为推动对移民执法机构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原因在于，作为曾长期从事司法和执法工作的政治人物，她认为，无传票执法、身份不透明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已经突破了自己能够接受的底线。因此，即便明知这一立场在摇摆州具有相当政治风险，她仍然承担起向温和选民解释民主党主张、协调党内改革要求的重要角色。
马斯托等人提出的改革诉求，包括要求ICE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时必须持有正式传票、佩戴清晰可辨认的身份标识，并禁止以蒙面方式执行任务等。在明尼苏达州两起恶性事件之后，特朗普政府的确对执法方式进行了部分调整，包括撤回部分联邦执法人员、限制移民执法机构直接介入抗议活动等。与此同时，包括国土安全部长克丽丝蒂·诺姆（Kristi Noem）以及边境巡逻负责人博维诺在内的多位官员也先后离职。
然而，民主党人所期待的制度性监督和改革措施，却始终未能实现。掌握国会两院多数的共和党人，持续反对几乎所有针对移民执法机构的新监管要求；而让同属国土安全部的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等部门长期停摆，对民主党而言同样难以持续。
最终，4月底，国会两院先后通过法案，为除移民执法机构之外的国土安全部其他部门恢复拨款。随后，共和党又利用预算协调程序（budget reconciliation）——这一可以绕开参议院60票门槛、以简单多数通过财政法案的特殊机制——单独为ICE和边境巡逻部门设定持续至2029年的预算安排，彻底剥夺了民主党未来继续利用相关预算作为谈判筹码的空间。
随着该法案于6月15日正式生效，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联邦部门停摆，也终于宣告结束。但围绕移民问题本身的政治僵局，却远未终结。恰恰相反，它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嵌入美国两党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动员之中。
五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为克林顿政府主持移民改革方案时，芭芭拉·乔丹便已经指出：一个缺乏中道、实用主义精神、被意识形态裹挟的移民体系，无论最终倒向哪个极端，受害最深的往往都是工薪阶层。
如果移民政策过于封闭，首先受到伤害的，是那些本有机会通过移民改善自身命运的人，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样属于工薪群体。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和产业结构的不稳定，也会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最终由美国本土工薪家庭承担代价。
而如果另一端的开放演变成事实上的失序，无序移民对公共安全、公立教育体系以及社会福利资源带来的压力，同样最直接地落在工薪阶层身上。由于缺乏更好的替代选择，他们往往无法像中产阶层那样通过搬迁、私立教育或额外购买公共服务来规避这些影响。而在这一群体之中，也包括大量更早来到美国、已经完成合法定居的移民家庭。
换言之，移民问题从来不是精英阶层之间的抽象意识形态之争，而始终是一个关乎普通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治理议题。在奥巴马时代之前，美国移民改革长期难以成为优先事项，很大程度上恰恰源于两党政治精英内部缺乏来自这一群体的真实声音。
随后席卷两党的民粹主义浪潮，一方面确实催生了像特朗普这样更能够回应工薪阶层焦虑和不满的政治人物，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所使用的是错误甚至适得其反的方法和政策；但另一方面，也将包括移民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议题不断推向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使得原本建立在妥协与交换基础上的改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美国移民问题最深层的悖论。
至少从特朗普第二任期目前展现出的政治风格来看，即便民主党未来能够在中期选举中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党派妥协方案恐怕依然难以出现。而站在今天，人们同样很难判断，特朗普时代结束之后，接过两党政治接力棒的下一代领导人究竟会是谁，又是否愿意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更具实用主义色彩的治理传统。
因此，美国下一次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移民制度改革何时到来，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这个把移民经历写入国家身份和建国叙事的国家而言，更大的讽刺或许在于：支撑其今日移民体系的核心制度框架，依然主要建立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立法基础之上，其后所经历的，不过是零星而有限的修补。
而在新的改革迟迟无法到来之前中证配资入口，美国仍将继续背负这样一个早已显露疲态的制度体系，并持续面临过去几年间那些混乱、撕裂乃至悲剧重演的风险。
配资网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