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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刘之静
从韩红一句"走个面"引发争议，到"鹅腿阿姨"迅速走红又跌落，再到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愤怒诱饵"，许多热点事件背后都有一套相似的传播逻辑：片段被截取，细节被放大，情绪被点燃，随后流量涌入，讨论失焦。愤怒不再只是个人情绪，成为被制造、被放大、被传播的"诱饵"。
为什么现实中情绪稳定的人，一上网就变成了"喷子"？为什么一个热点事件，常常在短时间内经历愤怒、站队、反转，最后又被迅速遗忘？当"愤怒"成为诱饵，我们能否成为那个"不上钩"的人？
围绕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董晨宇副教授与刘海龙教授展开了一场对谈。他们从网络热点、社会情绪、平台算法和流量机制谈起，讨论网络情绪为何越来越容易被激发，为什么技术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以及在媒介环境快速变化的今天，普通人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信息判断力。
今天是信息最多的时代，也是判断力最稀缺的时代。面对复杂的信息环境，任何机构和平台无法替个人完成全部判断，每个人都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
以下为本期对谈精华整理。
一句话，为什么演变成一场风波？
董晨宇：你怎么看韩红"走个面"这件事，传播学上有什么规律？
刘海龙："走个面"是她在小圈子的一种表达习惯。在电影映后的场景里，在场的人并不会觉得突兀。但当这个表达被放到网络中，就容易引发误解和不满。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者对这个电影、相关人物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这时候再听到"走个面"，就会觉得不舒服。
再加上，大家对于名人长期积累的复杂情绪，也可能在这件事中找到了一个爆发点。表面上看，争议的是某一句话，但它牵动的是互联网中长期积累的"憎恨"情绪。当很多人长期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就容易产生无力感和不公平感。他们会认为，某些人的成功并不完全来自个人能力，而更多得益于时代红利、资源优势等外部因素。当自己处在一种相对弱势的位置时，这种无力感就可能转化为愤怒，并被投射到那些"成功者"身上。
董晨宇：鹅腿阿姨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会在网络上经历从"被造神"到"被贬低"的巨大反转？
刘海龙：我之前谈过鹅腿阿姨这个事情，有时候大家对小商小贩的期待过高了。首先，你支付的价格，决定了你能够享受的服务。当你花十几块钱买一个鹅腿的时候，就应该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它未必是真的，即便是真的，可能质量也不高。其次，有一些长期存在的社会情绪，借助这个事件释放出来。
此外，今天网络事件的发酵机制，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也正在发生改变。过去很多网络事件，往往是由传统大众媒体筛选和调查的。媒体会从大量事件中选择那些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通过调查和追问，进而发展为公共讨论。
现在决定什么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的，可能是MCN机构、营销号或掌握流量分发能力的群体。这个事情本身有没有公共价值，可能不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带来流量。有些事件背后可能存在多个账号共同推动的情况。当多个账号同时判断一个事件具有传播价值，并进行集中传播时，就会在网上掀起巨大的波澜。
董晨宇：我之前听做营销号的人说过，他们会针对一个事情，尝试不同的热点话题，哪个能够激发大家的愤怒情绪，获得流量，就马上批量复制50、100、200个，这样的内容生产机制，可能会让情绪的生产更加快捷，甚至更加缺少约束。
谁在互联网生产"愤怒诱饵"？
董晨宇：现在网络讨论的中间地带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的情绪似乎不太允许一个温和的状态出现。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刘海龙：这其实和网络中的极化现象有关。所谓"极化"，就是一开始我们的观点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是在不断争论的过程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和对方的错误，我们会不断强化自己的立场，最后反而让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克里斯·贝尔在《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一书中提到，过去我们认为，接触的信息更多元，可以减少所谓的"茧房"效应。但是他通过实验发现，其实我们接触到不同的观点之后，反而可能让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希望维护积极、正面的形象，证明别人都是错误的，这会把我们会推向极端。
董晨宇：极端的内容更容易导向情绪，中立的内容更容易导向思考。互联网上这些事儿，特别像我小时候在大街上看人吵架。比如有人开车撞上了，双方吵架时，只会把对方的问题无限放大，仿佛自己的问题从来不存在，好像极端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美国"公关之父"伯内斯曾经提过，所有人都会有自我保护机制——当我说不过你，或你的论据给我造成威胁的时候，我直接宣判你是个坏人，不值得我去沟通。这其实是互联网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极化现象是互联网才有的吗？
刘海龙：肯定不是。现实中间，我们俩是同事，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间，至少还得保持体面。但人在网上吵架，就不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变成了面子问题。这就是贝尔讲的，在线上，人会变得更加极端。因为人是匿名的，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这个时候人的敌意，更容易被激发出来。我不用对我的行为负责，即使我贬损了你，我们撕破脸了，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换个马甲，或许这个关系就不存在了。
"引战"的问题在于，其实我们并不在乎这里面谁对谁错，我们在意的是，它能够让多少人迅速产生情绪反应。哪怕我明知道这个事情不是那么极端，但是为了让别人来骂我，我也得把它搞得很极端，这就是所谓的"引战"，目的就是挑起你的情绪。
在传统媒体时代，内容会有编辑、总编等很多人把关审核，相对来讲，情绪会被缓冲一点。但现在，营销号明知道某个观点是错的，但是因为它能激起情绪，带来流量，他们还是会去传播。同一件事，他们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写很多篇文章，两波流量都能收割。这就是今天舆论环境不一样的地方。
董晨宇：这可能跟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有关。我上学的时候玩豆瓣，那会也有引战，但引战主要是为了"爽"，大家赚不到钱。但现在不一样了，引战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流量有可能变现。当流量变得有利可图之后，很多事情就需要被管理。
董晨宇：互联网上的"愤怒"呈现出新的特点：它变得更加廉价，也更容易被激发。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互联网更加普及，还是其他原因？
刘海龙：当年大家也会愤怒，也会争吵，但那时更多是在BBS上写文章吵，基本上还是要以理服人，要用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去承载观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情绪表达变得更加简单，只要骂一句，就可以把情绪释放出来，这是传播机制上的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很多情绪和流量有关，而流量又和经济利益挂钩。现在内容的情绪反馈速度非常快，这种快速反馈机制，会让理性思考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时候，一个事件还没有等你真正去分析，它的情绪周期已经过去了，没有人再关注了。
郑州炒股配资董晨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智能手机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表达。我之前采访过一位打网络暴力官司的律师，我问他，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网暴案件明显增多，他说是2009年。我问，为什么是2009年，他说，因为手机可以上网了。现在等车的空隙，就可以骂两句。当表达变得越来越碎片，可能会产生更多低成本的愤怒。
董晨宇：你在互联网中也有很多表达，你会看下面网友的评论吗？
刘海龙：会看一下。相对来讲，专业领域的人还是比较理性的，大家至少知道你是谁，对你有一定的认知。但当个人表达进入更大的公共空间后，我也看到一些评论，比如"这人谁啊？"其实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上来就开始骂。很多人只是看了眼标题，或者看了前面的评论，也没有耐心完整了解你的观点和逻辑，就开始下结论。
比如影视飓风"相亲"的例子。我也看了一些报道，他应粉丝挑战去"相亲"，介绍时弱化了自身条件（如"国内初中学历""父亲职业快递相关"等），这些片段传播后引发争议。有网友认为这是装穷消费普通人，后来他也发了澄清声明，但很多人没有去看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这也给今天的内容生产提了个醒：在一个不断加速的环境里，大家的注意力其实没有那么长了。你要说什么，就得直白地说出来。你不要搞讽刺，搞正话反说，观众不吃这一套了。
董晨宇：我只挑长的评论看。因为一般骂人的人不会写太长，因为他骂完还要去骂下一个人。比较长的评论，往往是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这种评论不管是批评还是赞同，我都会看。我之前跟一个创作者聊天，我问他："你怎么看网上有些人骂你，甚至持之以恒地骂你？"他说："我们挣的就是这份钱。带货，我也带了；种草，我也种了。那也应该允许别人骂两句，只要我没有做什么缺德的事情，如果我的存在能够让别人释放一下情绪，那也是一种社会贡献。"这种心态其实是很多人很难建立起来的。
刘海龙：黑粉也是粉，有些黑粉可能比忠实粉丝还要忠实。你说什么他都会关注，还会截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关键还是心态调整。当一个人在现实中对我发火，我可能会反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但是在网络上，如果你能够意识到，其实他的情绪不一定是针对你的。他只是需要释放情绪，而你恰好成为了那个对象，这不一定意味着是你做错了什么。
其实，公共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撒播。你的表达被别人看到，目的已经完成了。至于别人会产生什么反应，好的反应当然更好，但如果是不好的反应，也不用在意。真正重要的，还是身边人的评价。真正能够影响你的生活，给你带来情绪波动或者关怀的，还是你身边的人。想明白这一点，那些网络上对你的评论，不管是赞扬、愤怒，还是谩骂，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
董晨宇：最近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去山姆，她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是父母对孩子的托举。"这个事情引发了很多讨论。以这个事件为例，你怎么看待现在网络上的"愤怒诱饵"？
刘海龙：愤怒诱饵（rage bait）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公布的2025年度词汇之一，它有一些定义边界，强调的是，有意去制造争议、激发大家情绪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并不认同某个观点，只是因为这个观点能够引发大家愤怒、带来流量，所以故意制造这样的内容，确实属于愤怒诱饵的范畴。
rage bait（激怒诱饵），来源：牛津大学出版社
但这里面最难判断的，其实是人的意图。一个人到底是真这么想，还是为了流量故意这么表达。比如那个家长是真的觉得逛山姆是对孩子的托举，还是说她明知道这个观点容易引发争议，故意这么做来获得关注，这其实是很难判断的。
尼采和舍勒提到的"憎恨"，可能更接近我们讨论的现象。这种憎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表面的情绪反应，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这种憎恨往往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我恨的是自己；第二，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现状。
网友愤怒的并不是那个母亲，而是潜意识里对于自身处境的一种不满。他可能会想到，现实中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资源、机会和托举，可能来自另外一些地方，而那些东西是自己很难达到的，于是这种无力情绪就会被投射出来。
董晨宇：前阵子，有一位咖啡店店员在制作咖啡时，顾客不断催促，质问为什么还没有做好。最后店员情绪失控，直接把手里的咖啡泼向了顾客。如果放在十年前，大家可能更多会认为："顾客就是上帝，服务员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网络讨论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当服务员把咖啡粉泼向顾客的一瞬间，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甲方"——那些在工作中不断挑错和提要求的人。这个事件背后，似乎又引发了一种关于权力关系和身份位置的联想，这可能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自我投射？
刘海龙：为什么顾客会对那个店员如此的不尊重，这其实涉及对人的体面和尊重。按理说，接受过教育，日常喝咖啡的人，应该知道尊重别人。为什么在那个瞬间，会出现这样的情绪？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越来越不把对方当成一个完整的人，而把他看成一个功能性的角色，好像任何人都是在为我服务。《收容所》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去人性化"。有些职业天然容易成为大家发泄的对象，比如客服、空姐、售货员、导购。当一个人被定义为"服务者"的时候，我们好像会觉得，他应该无限承受我的情绪。我是顾客，你是营业员，我可以发泄，但你不能有个人的情绪，你只能保持职业反应。那个咖啡店员一开始也是忍着的，但到了某一个瞬间，人的本能和尊严就会出来，凭什么我的收入不高，还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对系统的怒火，倾泻到一个个体身上。这在过去看来，是个人修养不足的表现。但是在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不到这一点。我可以想象，对着店员发泄的那个人，在现实中间，他可能也被甲方催着，也在遭受压力，也需要在工作中迎合别人。其实大家都很辛苦。这种发泄背后是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走出茧房，为何反而更极端？
董晨宇：你之前为《打破社交媒体棱镜》写过推荐序。这本书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信息茧房可能并不是导致社会极化的主要原因，甚至打破信息茧房，也未必能够让我们的讨论变得更加理性。这个逻辑听起来似乎有些反直觉？
刘海龙：信息茧房是桑斯坦提出的一个猜想，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并没有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他关注的是为什么社会和政治越来越极化。桑斯坦将其归因于网络的影响：网络让人们越来越容易只接触自己喜欢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强化原有立场。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把这个观点当成常识，甚至开始怀念大众媒体时代。因为在传统媒体时代，你打开一份报纸，或者看一个电视节目，即使你不喜欢某些内容，也可能被迫接触一些不同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宽你的视野。
但是到了2010年代，克里斯·贝尔开始质疑这个观点，甚至很多人也在质疑，信息茧房到底是否真的存在。因为在阅读时代，我们也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可能也有茧房。还有一些研究认为，算法推荐有时候反而可能比个人主动选择的信息更加多元。
后来，贝尔提出：如果打破信息茧房，是不是就能避免极化？他通过实验发现，接触不同观点之后，人们并没有变得更加温和，反而可能变得更加极端。因为这背后涉及身份认同的问题。在网络讨论中，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人会不断强化自己的立场。一开始吵架，其实双方都比较温和，但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证明对方是错的，最后反而越来越极端。
另外，网络上所呈现出的舆论不是一个特别正常和温和的状态。因为在网络上最愿意表达的人，往往是那些的观点比较极端的人。真正温和的人，懒得表达。所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交媒体导致了"观点极化"。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只看某一种观点会导致极化，接触不同观点也可能导致极化。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很多人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网络，但实际上，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不能简单地回避网络，而是要正视这个现实。更重要的是，通过其他机制去补充，不要把网络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
董晨宇：网络极化还有解法吗？
刘海龙：我们在制度上应该要有一个保障，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尤其是理性的声音发出来。但现在舆论场上的声音太单一，一边是大众中容易被情绪动员起来的民粹主义力量，另一边是官方，中间缺少了缓冲地带。在大众媒体时代，中间有很多缓冲机制，包括传统媒体、大V、意见领袖。但在治理过程中，这些中间层逐渐减少了。
如果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过度干净的环境里，反而可能会降低自身的免疫能力。如果一个环境里只有正确的东西，大众反而失去了判断什么是错误的机会。当真正有问题的信息出现时，也不知道它错在哪里。我觉得对的、错的内容，都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重要的不是让所有错误的声音消失，而是让社会拥有识别错误、讨论错误、纠正错误的能力。
从社会机制上，我们怎么去弥补这个问题？这其实就回到了杜威当年提出的观点：大众媒体和机构性的信息提供者，应该为公众提供更加理性、全面、高质量的信息，同时创造一个能够理性思考和公共讨论的空间。
如果什么事情都交给国家，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办法替每个人判断所有的是非对错。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好像所有责任都希望由权力机构或者平台来承担。平台也承担了很多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个人觉得，平台首先应该负责的是法律层面的责任，比如违法违规内容，或者一些社会普遍不能接受的内容，这些平台当然需要治理。但是除此之外，如果平台还要负责所有所谓的"正能量"、价值判断，那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这些内容本身不是平台生产的，平台很难对所有表达背后的意义负责。
过去互联网有一个基本原则，叫"避风港原则"。它的意思是，当某个内容确实造成问题，并且在法律上有依据的时候，平台需要处理。但如果要求平台事前判断每一个内容到底能不能传播，这其实非常困难。因为人的表达本身非常复杂，不能简单根据表面内容，去判断什么可以传播，什么不能传播。这个判断尺度非常难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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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晨宇：我之前问过一位平台运营：如果有人在网上分享，孩子不舒服了，可以给孩子贴肚脐贴，这算不算伪科学？要不要处理？他告诉我，这正是他们每天面临的难题。如果不处理，网友会说平台在助长虚假信息；但如果处理了，又会有人认为平台在干预表达自由。他们每天就要像哲学家去思考，这个东西到底应不应该处理，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
刘海龙：我之前去某平台参观的时候，做过一个内容审核员测试，判断哪些内容能通过，哪些内容不能通过，画面上突然出现一株植物，大家都迟疑了半天。后来判断说，这个植物不能放出来，因为它是大麻。但是问题是，谁见过大麻？所以有时候，错误的信息或者有争议的内容，并不是简单地全部清除。因为只有我们知道什么是错误的，知道它为什么错，我们遇到类似情况时，才有判断和抵抗的能力。
平台审核其实是一件非常微妙和复杂的事情。包括哪些传言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官方发布的一定都是真实的吗？传言就一定都是错误的吗？平台作为一个中立机构，它既不是新闻生产机构，也没有能力像新闻机构一样去调查核实每一件事情。
提升媒介素养，也要理解算法
董晨宇：极化其实并不新鲜，它是根植于人性的。互联网可能放大了这种倾向。今天很多人把极化归因于算法，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一些误解？算法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刘海龙：其实很难笼统地谈算法。因为算法既可以让你看到你想看的内容，也可以让你看到你不想看的内容。它并不一定导向某一种结果。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有内容标签管理功能，可能很多用户不知道，你可以调节自己的内容偏好：你可以选择让平台更多推荐高度符合你兴趣的内容，或更多元的内容，甚至推荐一些和你过去选择完全相反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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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会根据你过去的浏览、互动等行为，建立一个用户兴趣模型，把你过去接触过的内容相似的信息推荐给你，这是我们对算法的传统理解。但是现在其实算法也在不断进化，关键在于，人给它提出什么样的指令。很难简单地说，算法一定会造成什么结果。
当然，算法也会带来一些副产品。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它可能会不断强化你的偏好：你喜欢什么，它会给你推荐相似的内容。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贝尔的实验发现，即使接触和自己不同的观点，也可能让人变得更加极端。
但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倾向，我们习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平台、国家和内容生产者。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充分讨论，就是受众的素养，或者说用户的信息判断能力。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具备基本的判断能力。完全依靠平台和权力机构，依靠国家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完整的。
董晨宇：你在新书《看懂传播》里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痛苦是一种非常必要的感觉。"在所有人都追求"爽"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培养痛感？
刘海龙：今天的网络环境和技术，其实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容易接触自己喜欢看的东西。但我觉得，人还是需要主动去接触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甚至暂时看不懂的东西，因为这种不适感恰恰可能带来思考。比如，你遇到一本很难读的书，读起来很痛苦。但是既然很多人认为它有价值，那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愿意进入它、理解它，甚至硬啃它。
今天的商业环境也会强化这种感觉。我们越来越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所有东西都是为我服务的，但对于个体成长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保留适度的痛苦，允许自己经历一些挫折。当然，这不是说要"没苦硬吃"。而是说，一个人需要经历一些失败，才能够变得更聪明。
董晨宇：我们在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需要具备什么样素养？
刘海龙：过去，我们是靠传统媒体来获取信息的，今天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变成了互联网平台，我们也需要理解平台上的内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同时，我觉得媒介素养还要加入对技术的理解。平台和算法在背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你会看到这样的内容？为什么它会被推荐给你？为什么有些内容更容易获得流量？
有传言说，平台还会影响我们怎么表达。比如不能说"钱"，要说"米"。但平台说自己没有禁止，用户却认为背后存在某种规则。平台和算法有时候就会被理解成"玄学"或"巫术"。
董晨宇：最早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一批博主会在视频里写"感谢某手正能量"。我当时很好奇，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他们说，因为相信算法看到这句话之后，会把自己当"自己人"，会获得更多推荐，就是他们所说的"民间理论"。后来我也多方了解过，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机制，算法不会因为这些话就给你特殊推荐。
刘海龙：任何一个新事物刚出现的时候，或者当科学还无法完全解释它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把它想象成一种神秘力量。过去这种力量可能是鬼神、上帝，而今天，这种神秘力量变成了人工智能和算法。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人工智能内部到底如何运作。你给它一个输入，它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完全解释。所以算法和人工智能逐渐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色彩，大家觉得背后存在某种玄学，或者看不见的力量。
媒介素养其实就是解决这些问题，让我们能够更理性地看待。当你了解信息是如何生产、传播之后，就应该主动去判断，哪些内容可以相信，哪些内容是存疑的。过去，我们讲信息判断有几个步骤，首先看信源，再看其他媒体如何报道这个事情，还要看其中有没有利益关系。这些基本的判断标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筛选信息。受众和用户也要培养辨别能力，不能把所有问题都交给平台和国家。
董晨宇：这几年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骂算法的人少了。不是因为算法变好了，而是大家现在忙着骂人工智能、大模型。这让我想起，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讲过的一个例子。2005年前后，印尼发生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手机短信会带来民主的春天。后来大家的注意力转向了 Facebook，开始认为社交媒体才是关键。可后来一些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普及程度和国家政治进步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人类面对新技术时，总是在不断寻找赞美的对象，也不断寻找担心的对象。
今天我们对算法的理解，其实已经比过去深入很多。我们慢慢意识到，算法并不一定完全是黑箱，有学者把算法比喻成乐高，也有文章讨论它"既不是黑箱，也不是盒子"。当我们理解得更深入之后，焦虑的对象就转向了人工智能。
当一个技术非常新的时候，我们往往习惯用一种类似"巫术"的方式去理解它。我以前也觉得社交媒体很神秘，后来慢慢发现，它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算法的具体权重我们看不到，但最终还是要接受用户的反馈。用户点赞、评论、互动，算法通过这些信号不断调整。
我和很多创作者交流时会问他们："你们研究算法吗？"很多人的回答是："不研究。"我又问："那你们关注什么？"他们说："关注怎么服务好观众。"
其实归根到底，还是用户。观众喜欢你的内容，算法才会把你推向更大的范围。算法看起来很神秘，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神秘；反过来，一些看似简单的东西，背后却需要我们用更复杂的方式去理解。这也是媒介素养的价值所在。面对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既需要理解技术，也需要提升自己的判断能力。
刘海龙：今天是一个信息最多的时代，也是一个判断力最稀缺的时代。提升判断力比获取信息更重要。
本文提到的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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